話筒從車上一直跟到了鐘南山的會議現場，鏡頭搖搖晃晃，他一路上都在講話。這是2月3日央視對疫情最新進展的采訪，工作人員攔了幾次，最終都沒能把記者攔下。
這個春節，民眾想從這位84歲院士口中獲得的信息太多了——大到疫情拐點的預測，小到口罩應該怎么戴，記者們肩負著這些期望，一次次把他圍住。
1月20日，呼吸病學專家鐘南山被任命為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，參與到此次新冠肺炎防控工作中。當晚，他在央視訪談中披露，發現14名醫務人員感染，直言“有明確的人傳人現象”。像在“非典”中的發言一樣，這次發言一改此前“有限人傳人”的專家論斷，全國防控由此加強。
“非典”結束，鐘南山的名字隨著疫情的結束淡出公眾視野。17年后，當與SARS相似度極高的病毒再次出現在人類的肺部，他又站在了熟悉的位置上。有人把他的頭像畫成漫畫宣傳預防策略，還有人編了段子：“過年在家一動不動，鐘南山說動再動”。謠言也包圍了他，一則“白巖松對話鐘南山”的假消息被瘋傳了上千萬次，在騰訊新聞較真平臺總結的“新型冠狀病毒十大謠言榜”上，與鐘南山相關的謠言，占到 4 條。
他害怕被神化，多次在采訪中聲明，“我不過是一個看病的大夫。”
1月20日，鐘南山接受央視《新聞1+1》采訪，指出“有明確的人傳人現象”
疫情降臨時
鐘南山太忙了。
這是廣州一位專訪過鐘南山的記者對他最深的印象。“非典”十周年時，他曾早早約訪，采訪提綱發過去，又專門跑去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堵截，在鐘南山的辦公室外等到睡著，最后仍被婉拒。
“馬上就要參加一個病例討論，下午類似的討論有兩個……”80歲以后，他每周會花一個下午親自為患者看病，還要組織、參與病例討論，做研究，更有數不清的會議和訪問活動。
當他又一次頻繁出現在媒體的鏡頭里，17年后，一場新的疫情出現了。
“我總的看法，就是沒有特殊的情況，不要去武漢。”但在1月18日傍晚，一張鐘南山乘火車去武漢的照片在網上刷屏，人們稱他為“逆行者”。那一天，剛剛在廣東省衛健委開完會的他接到通知，即刻趕往武漢。廣州到武漢的航班全部售罄，他擠上傍晚五點開往武漢的高鐵，被安排在餐車一角。電腦、文件和一副黃色鏡片的眼鏡攤在窄小的桌面上，仰著靠背，他閉目休息。
1月18日傍晚，鐘南山乘坐高鐵前往武漢實地調研
隨后半個多月，鐘南山進入了連軸轉的狀態。1月19日，他在研討會后前往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和武漢市疾控中心實地調研；下午五點，從武漢趕往北京，赴國家衛健委開會至凌晨；1月20日，全國電視電話會議、新聞發布會、媒體直播連線等行程填滿了他的一天；1月21日，他回到廣州，繼續參加各種新聞發布會和工作研討會，接下來，鐘南山繼續在國務院會議上提建議，在車上接受媒體采訪，在機場大廳外與美國教授維爾特·伊恩·利普金——被Discover雜志譽為“世界上最知名的病毒獵手”——探討疫情。當疫情拐點、春運返程的影響、特效藥等爭議問題出現時，他的聲音也都未缺席。
1月24日，農歷大年三十，各地都籠罩在疫情的陰云里，年味索然。鐘南山在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新住院大樓 23 樓負壓病房區接受記者采訪，他帶著口罩，眼神疲憊，白大褂里邊穿的，是六天前連夜奔赴武漢時的那套衣服。
時間退回到十七年前，1月31日除夕當天，鐘南山也守在醫院。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黨支部書記程東海對媒體回憶，當晚，鐘南山根據可能發生的大規模感染，連夜組建隔離病房，取消一線人員休假，同時采購物資。投建 3 天的呼吸危重癥監護中心整建制投入，將優質資源全部投入了“非典”防治工作。
當時的廣州市民，和如今的武漢市民一樣，并未得知這些危險的訊號。普通人仍像往常一樣上下班，期待著新年的到來。沒有人想到，一場可怕的疫情即將由他們生活的城市蔓延到全國、全球。
17年過去，人們對他的信任沒有改變。自媒體翻出他69歲時打籃球的照片，稱贊他仍然擁有強健的身體。事實上，鮮有人知道，“非典”后，因為透支得厲害，他的身體一直出狀況：2004年得了心肌梗塞，做手術裝了支架；2007年出現心房纖顫，逼得他告別籃球場；2008年得了甲狀腺炎，短短兩個月瘦了10斤；2009年又做了鼻竇手術。
但是也有一些東西沒有改變。“非典”十周年時，他在接受采訪時說，“我還是原來那個鐘南山，不唯書、不唯上，不唯權，只唯實。”
“撿難的事做”
在成為2020年開年的熱點人物之前，鐘南山的一項重要工作是研究和宣傳慢阻肺的預防和治療。與媒體聚光燈下抗擊疫情的勇士不同，這是一項需要埋頭在社區一線的工作，而且收效緩慢。
慢阻肺是“慢性阻塞性肺疾病”的簡稱，和糖尿病、冠心病、高血壓一樣，是四大慢性病之一，中國的患者有1億——占全球的三分之一。
“需要和社區、街坊聯動，去動員患者，你該吃藥了。”鐘南山說，慢阻肺被發現的時候大多已經是中晚期，而且沒有很好的治療手段，只能提前篩查、預防。但在基層開展肺功能的普查并不被同行看好，連美國專家委員會的研究者都說，在沒有癥狀的人群里，沒有必要篩查。等他真正去做了，才發現，之所以國際上一直沒人做，是因為要動員的人很多，“難度很大”。
他推掉很多禮節性的訪問，去跟社區醫院聯合做雙盲研究。工作很瑣碎，改善社區空氣質量、說服參與者改變烹飪方式，減少柴火使用。兩年后開盲，成果顯著，他們第一次從流行病學證實生物燃料可引起慢阻肺，第一次發現兩種老藥用于預防慢阻肺急性發作安全有效，相關成果被寫進世衛組織編撰的新版慢阻肺全球防治指南。
鐘南山兄妹與父母的合影
他把這種研究的熱情歸為家庭的影響。“我們家都是講醫療，講學術上的追求”，1936年，鐘南山出生于醫生之家——父親鐘世藩是我國著名的兒科醫學專家，母親廖月琴是廣東省腫瘤醫院的創始人之一。小家之外，他母親所在的廖家是廈門鼓浪嶼上的名門，鐘南山的舅舅和舅媽也都是當地名醫。
父親鐘世藩1930年從北京協和醫學院畢業后，又去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留學，拿到博士學位，是當時中國為數不多的醫學博士之一。鐘南山的童年和父親自費買來研究乙型腦炎病毒的小白鼠相伴，父親早早在他心中樹立了治病救人的醫者形象。但與父親一路深造、長期在一線做研究不同，鐘南山的從醫路起初并不順利，他24歲即從北京醫學院（現北京大學醫學部）畢業，因為時代原因，直到35歲才在愛人的幫助下成為一名醫生。
從1960年到1970年的十年間，他干過很多工作：先是留校當輔導員，后來去了農村，當過工人、校報編輯，還干過一年多的文藝宣傳隊。1971年，廣州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接收了他，在那里他成為一名急診科醫生。那時候，他覺得“人生苦短”，一心撲在工作上，曾經8個月瘦了12公斤。
鐘南山成為醫生的1970年代，中國流行慢性支氣管炎。國家號召“開展群防群治”，但是醫生都知道，“治咳不治喘，治喘不露臉”——沒有醫院能真正治好慢性支氣管炎，做這個工作根本不出成績。
他回家征求父親的意見。鐘世藩說，“撿難的事做未必是壞事。”在那之后，鐘南山去了慢性支氣管炎防治小組，花了五年時間，他與同行合作，寫下了論文《中西醫結合分型診斷和治療慢性氣管炎》。這篇獲得全國科學大會成果一等獎的論文，為他贏得首批國家公派留學機會奠定了基礎。
鐘南山一直記得，1979年，那趟開往英國的火車走了九天，列車穿越蘇聯、波蘭、德國、荷蘭等國到達倫敦，出發那天他剛好43歲。彼時，距離他成為頂尖的呼吸病學專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。
“魚刺”
2月7日，前往廣東省衛健委出席會議的鐘南山院士再次被媒體攔截。短短幾分鐘的采訪，全是預警：
“沒有繼續的新增病例明顯增高，這是個好事。但是這是不是意味著拐點就來了呢？言之過早。”他提醒大家不要只關注出院病例或者死亡病例，“出院的話大家標準不一樣，最關鍵的是新增病例。”
當對醫生請戰上前線的贊美充斥網絡時，他特別提醒，“各個地方的醫護人員應該有輪休制度，因為過度疲勞更容易被感染。”
嚴謹不是與生俱來的，他付出過代價。
剛進急診科當醫生時，鐘南山誤診了一名病人，因為分不清咳血和嘔血，他診斷為結核病，把病人送進了傳染病醫院，但同行通過手術發現，病人出血是因為胃里扎了一根魚刺。
這根“魚刺”刺進了他的職業準則，甚至成為性格的一部分。
2003年記者發布會后，鐘南山遭到記者圍堵
最為人所知的，便是17年前，那場為世界衛生組織官員和中外記者舉辦的發布會。當時，權威說法是“非典”“疫情已經得到控制”，有關部門也提前叮囑他，“不要講太多”。在此之前，鐘南山在父親的墳前站了很久，想起自己從小受到的教誨，“講實話、講真話”。當記者在現場追問時，鐘南山大聲地說出，“現在病原不知道，怎么預防不清楚，怎么治療也還沒有很好的辦法，病情還在傳染，怎么能說是控制了？我們頂多叫遏制，不叫控制！連醫護人員的防護都還沒有到位。”
在后來的《荒廢集》中，陳丹青將他當時的狀態形容為“平心靜氣咬牙切齒”。
鐘南山在其后的采訪中多次提到父親的影響。
“文革”時父親寫兒科鑒別診斷的書，讓他幫忙改一下序言。他說你這樣寫，跟不上形勢，序言里都沒有主席語錄。父親回了一句：“加了干什么？”在鐘南山的記憶里，父親很少說話，“但他說話都是有證據的。”
他跟父親一起出診，遇到一個尿血的孩子，鐘南山說：“這應該是結核。”鐘世藩反問，“你怎么知道他是結核？尿血可能是結核，也可能是膀胱炎，還可能是其他炎癥，你憑什么說他是結核？”
這些經歷在從醫之初便幫助他構建了堅固的職業準則，“醫者人命，沒有十足的證據，不可輕下判斷。”
2003年底，接受《三聯生活周刊》采訪時，鐘南山將這一年稱為“特殊的一年”。“我遇到的很多課題都是未和數，無章可循。時間也很特殊，一天我要做出幾天的工作——要面對治療的問題、學術上的問題，還要出文章，制訂國家規劃。這原本是要一星期完成的工作，變成了一天來完成。”他說，“我的思想遭遇也很特殊，從原來不太被重視，甚至遭到誤解，到后來變成被關注的對象，甚至是眾矢之的。”
在高速發展的中國社會，信息爆炸中，他成了“真相”和“良心”的代名詞。他一下子擁有了更多的身份：政協委員、人大代表、“感動中國年度人物”、中華醫師學會會長……
鐘南山曾在政協醫衛界會議上提出質疑，“現在藥品名稱這么多，我臨床45年，有的藥我都叫不出名字，這么多新藥是怎么出來的？同一種藥能有十幾到幾十個名字，往往是一個藥品改個名，搖身一變成新藥，’身價’立刻飆升。這些批號是怎么拿到的？這些問題到底誰來把關？”
在廣東省“兩會”上，他對官員的大話空話感到不滿，“現在大家的發言，8分鐘是肯定和表揚，2分鐘是自我表揚，最后一分鐘提點問題，而且還鼓掌，我一直想，鼓什么掌呢？”當人們還不了解霧霾時，他就在廣州的論壇上批評空氣污染的現象，多次呼吁檢測公布PM2.5數值，并在2013年全國兩會上提出：“灰霾與肺癌有極大的關系”。
鐘南山感覺自己“好像專門喜歡跟誰較勁”，直言不諱招致質疑，他認為自己“不管走到哪兒，都不太受歡迎。”
他解釋過這種直言的心理。非典時，央視《面對面》的記者王志曾問他：為什么反對衣原體的說法？這在當時是一個很權威的聲音。“我們應該首先尊重事實，而不是尊重權威。”鐘南山說，歷史證明，權威的假話并不能帶來平靜。病毒也沒有那么高的覺悟。
1月28日，鐘南山在新華社的專訪中流淚
害怕被神化
“非典”之后的十七年，鐘南山致力于呼吸系統疾病的預防和治療，并承擔起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專家代言人的角色，向公眾普及衛生知識，推動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體系建設。在2009年甲型H1N1流感、2017年H7N9禽流感期間，醫護人員和防疫機構通過“非典”后設立的幾百個疾病監測點，迅速地找到病原并及時防控。
這些成就夯實了公眾對鐘南山的信任。一位好友評價道，“這種信任超越了學術范疇，使他的存在有了另一層含義，他打破了傳統意義上某一領域的學術專家形象。”這種信任的直接表現是，“誰出來說話可能大家都不信，但鐘南山一出來說，大家就都信了。”
在公眾心中，這個年過八旬的老人幾乎成為神一般的存在。一位同事介紹，鐘南山去北京、天津出差時，常被當成猴子一樣圍觀，有些地方還像迎接明星一樣鋪起了紅毯。廣東省以他為原型拍了個影片，但拍攝者連他本人都沒見過。甚至連鐘南山的雕像都出來了，“可是在哪兒擺就成了問題，總不至于在人家還活著就擺上個塑像吧？”
鐘南山害怕被神化，他多次在媒體采訪中聲明，“我不過是一個看病的大夫。”無論外界怎么看，他始終保持著自己生活和工作的節奏：每周三、周四查房問診，下班后快走或跑步20到25分鐘，接著花一個小時進行雙杠、仰臥起坐、單杠等鍛煉，每周三到四次。每周五18:00到20:30是鐘南山固定的籃球時間，但做完心臟支架手術后，他不太能做對抗性運動，這一項日程才被擱置。
他還在不斷拒絕一些非學術的訪問。在央視拍攝的紀錄片里，同事一再勸他抽幾分鐘見幾位到訪者，“他們都很仰慕您，就禮節性見一見”，他少有地表現出不悅和無所適從：“我沒什么好講的……又是這樣……”
2020年的冬天，一場與十七年前相似的疫情降臨，84歲的鐘南山再次守在防控一線。公眾一邊感嘆“幸好還有鐘南山”，一邊憂慮，“不能只有一個鐘南山”。感喟于他的高齡，媒體開始發出聲音，相比于個人，更重要的是從此前的經驗中吸取教訓，以更成熟的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體系對抗疫病。
在2013年《南方都市報》關于“非典十年”的采訪中，鐘南山分享了那場“遭遇戰”在傳染病的防治和防控方面的啟示：對不明原因的死亡，不再是死了就死了，要考慮死亡與傳染的關系。花大力度把事情搞清，是對生命的敬畏。
“如果再來一次‘非典’，廣東能承受得住嗎？”
當記者問出這句話時，鐘南山立即給出了肯定的回答。
他說，“中國已經搭好了傳染病防控、治療、應對公共衛生事件的框架，再出現類似的情況就能(應對)。這就是‘非典’帶來的經驗累積。另外一個經驗教訓，就是40多年來新發的傳染病中，80%為人畜共患疾病。這就說明不僅是人跟人需要和諧、人跟自然也需要和諧，這個和諧一旦破壞，就會受到教訓。”
（參考資料：《鐘南山傳》、《一個院士的生命歷程——鐘南山自述》、紀錄片《敢醫敢言》、《不老人生》、南方都市報《非典十年專訪鐘南山：不明原因死亡 不會再白死》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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